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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数字革命让CEO比以往更脆弱
[摘要]数字革命时代，CEO每一句鲁莽的评论都会立即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经济学人》日前刊文称，数字革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互联网与公司的性质，CEO们却比以往更加脆弱，声誉更容易受损。
《纽约客》杂志去年曾刊发了一幅漫画，上面有三只排成一排的猴子：其中一只拿着麦克风（标签上写着“听到所有邪恶”），第二只猴子拿着摄像机（写着“看到所有邪恶”），第三只则抱着手提电脑（标签上注明“张贴所有邪恶”）。今天的老板们依然需要担心媒体中这些愚蠢的猴子们。
但是近来，对于老板们职业生涯的更大威胁是Twitter上蜂拥而至的“愤怒小鸟”。由于数字革命，高管们现在住在玻璃屋中。他们每一句鲁莽的评论都会立即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每次不够明智的“全部回复”都可能为竞争对手提供敏感信息，在危机中一句愤怒的抱怨可能会让你万劫不复。
英国石油公司BP老板托尼·海沃德（Tony Hayward）在发生墨西哥湾漏油危机时说过“我想回归正常生活”，但他再也未能恢复过来。
数字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公司与他们的批评者的力量平衡。尽管大公司组建庞大的公关团队，但任何拥有智能手机或社交媒体账户的人现在已经有同样的能力，可以将消息传递给全球观众。告密者曾不得不复印文件，有时候需要藏在内裤中偷出来。现在，他们可以通过电邮或即时通讯设备于一瞬间与全世界共享。
反对企业的人进入数字世界后，如同鸭子遇水。非政府组织善于寻找有关公司的不好新闻，并在社交媒体上向全世界公告。机会主义者也成为水里的鸭子，可以通过“卖空”股票赚钱。他们赌股价暴跌，然后发动损毁股价的数字风暴。
与之相比，公司还未能适应数字世界。公关宣传活动搞得越好的大企业，在自己的地盘上试图应对发微博的人时，才会猛然发现自己被如海潮般的讽刺所淹没，麦当劳、摩根大通、英国最大能源公司英国天然气公司以及澳洲航空等，都是如此。
英国天然气公司曾试图就起股价上扬现象发起在线讨论，却遭到连珠炮似的炮轰，有些回复中甚至提及“去死”、“贪婪”等词。
这种情况最终可能会有所好转。但美国危机管理顾问埃里克·德泽霍尔(Eric Dezenhall)在名为“玻璃爪：即时丑闻时代脆弱声誉防御宣言”的文章中，指出公司受到争相谴责的两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互联网本身的性质。
这是一种以丑闻为食物的怪兽，特别喜欢强者或特权者的“新鲜血肉”。过去，编辑就是媒体界的警察，他们要求至少两个消息源。
可是现在，业余爱好者可以在网上张贴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尽管有时候需要面临指控），编辑常常成为“点击暴君”针对的目标：他们发布的新闻受到读者的点击越多，他们在本职工作上幸存的机会就可能越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约拿·伯杰（Jonah Berger）与凯瑟琳·米尔克曼（Katherine Milkman），曾对《纽约时报》3个月内发表的7000篇文章进行系统性研究。
他们发现，“有高度吸引力”的内容，比如容易引人愤怒或激动的故事，作者可能获得更多电邮申请。有关邪恶CEO的故事更是堪称“完美点击诱饵”。
第二个原因是公司的性质。
公司的主要任务是确保业务运行，不太擅长为陷入丑闻的老板辩护。无论公关团队如何努力，非政府组织和检举人总能找到更多的内幕资料。
在美国，任何明智的公司都不会冒险与陪审团对赌，因为负面判决可能阻止他们继续与政府做生意。纽约前总检察长艾略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曾利用这一逻辑，让三星、高盛、摩根打通等大公司损失数十亿美元，直到其本人最终也陷入丑闻。
当然，聪明的公司也不会冒险去保护陷入困境的老板，因为有许多合格的替代者正在排队等候。看看BP的前任老板约翰·布朗（John Browne）、惠普前CEO马克·赫德（Mark Hurd），他们都曾是公司中最有能力的管理者，但最终被抛弃。因为他们的私生活被公之于众，公司担心受到牵连。
商业领袖们正意识到这些威胁。2013年，咨询公司德勤针对300名高管面临的危险进行调查，声誉所受的威胁最高。参与调查的ANZ银行高管詹妮弗·埃文斯（Jennifer Evans）说：“经过数十年建立起来的声誉很可能在一瞬间受到挑战。”
股市变得比以前更敏感，更容易变成高管们的声誉灾难。
1989年埃克森·瓦尔迪兹(Exxon Valdez)号油轮漏油事件发生2周后，Exxon公司股价暴跌3.9%，但迅速反弹。2010年BP在墨西哥湾陷入漏油危机2个月后，该公司股价暴跌一半，但至今已经完全恢复。可是，商业领袖们依然不确定到底该如何做。
隔墙有耳 智能手机有眼
德泽霍尔给出许多实用建议。他告诉CEO们：限制外界对他们玻璃屋的窥视，将他们智能手机和电脑上的摄像头覆盖住，避免电邮中的“全部回复”功能，发送任何措辞强硬的信息前请三思。
他还驳斥一种说法，即对于企业来说，企业社会责任相当于公关的政治资本。因为“数字民团”总是假定企业是有罪的，甚至可以指责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虚伪，就如同漏油后对BP的指责那样。
德泽霍尔还警告称，不要使用一刀切的方法回应危机。常见的处方是迅速清理丑闻，有时候甚至还需要故意火上浇油。
德泽霍尔认为，在即时全球丑闻的时代，最好的防御就是干好你的工作。他指出，在丑闻危机几乎毁掉自己职业生涯2年后，高尔夫球大师老虎·伍兹（Tiger Woods）选择为耐克拍摄广告，广告词为“用夺冠搞定一切”（Winning Takes Care of Everything）。
不幸的是，对于CEO来说，这种方法可能不太好。如果你是陷入丑闻的高尔夫球选手，你可以救赎自己。但是遭到社交媒体暴徒咆哮攻击的老板们，并非都有第二次机会。（风帆）
来源：腾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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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为你讲解：反对大数据
“一派胡言”，剑桥教授说到。“自以为是”，哈佛研究员写道。“大数据就是胡扯”，帮助奥巴马重新竞选的精算师如是说。几年前几乎没人听说过“大数据”，而今天想不碰到这个词dou nan，结果计算机专家们热衷于声讨它。《连线》、《时代周刊》、《哈佛商业评论》和其他出版物迫不及待地在其终结前翩翩起舞。《金融时报》问，“大数据：我们在犯一个大错误吗？” 《纽约时报》说，“八个（不，九个！）大数据的问题”。反对大数据的声浪该如何解释？
大数据的概念是，社会可以用大量的数据来做一些只有少量数据时做不了的事情。十年前这个词最初应用于天体物理学、基因组学和互联网搜索引擎，以及机器学习系统（比如用于语音识别和翻译）等依赖大量数据来工作的领域。现在它指从零售到人力资源等新领域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的应用。反对大数据始于3月中旬（2014年3月—译者注），哈佛大学和东北大学的大卫·拉泽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一观点。文中说，大数据的经典案例—Google流感趋势（2009年的项目，只用搜索数量确定流感爆发），与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数据比，它高估了四年来的病例数量。这导致了对大数据概念更广泛的攻击。
批评集中于三个方面，不是大数据本身固有，而是在数据分析中很常见的问题，它们有一些价值。第一，不能忽视从数据中获得的偏见，事实如此，不容否认。第二，一些大数据的拥护者声称理论（比如，世界运行的通用模型）过时了。实际上，即使处理大数据集，仍然需要学科领域知识。第三，有了更多数据之后，那些似是而非的相互关系（从数据统计上看这些关联性很强健，但只是偶然发生）带来的风险提高了。尽管有新的统计技术来识别和排除似是而非的相互关系，比如对数据子集进行很多测试，但这永远是个问题。
换句话说，这些唱反调的案例有其价值，但这些批评并不意味着大数据分析就一无是处了。就算是抨击大数据说它“自以为是”的哈佛研究员在《科学》杂志上也承认，把Google流感趋势分析和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结合起来提升了总体预测准确度，这表明大数据实际上可作为一个有用的工具。在4月17日公众科学库《计算生物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可以通过维基百科与流感相关文章的访问量估计出流感的流行程度。f d大数据的背后是典型的炒作周期，一项技术的早期拥护者说些华而不实的大话，当这些承诺没有兑现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放箭，但那项技术最终会改变世界，虽然不一定是以专家们希望的方式实现的。在此之前这已经发生在网络、电视、广播、电影和电报上。现在不过是轮到大数据来面对那些发牢骚的人了。
译者：cyal8er 原作者：The Economist 来源：译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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